孟子岂能不知《易


ʱ䣺2019-08-11

  北宋邵雍区分了两种“知易”:其一能“引用讲解”,其二“人能用易,是为知易”。他强调,后者才是真正的知易。孟子著书没有提及《易》,在其中易道却是存在的。孟子的刚健精神、生命关怀、忧患意识、成圣追求等,无不说明“知《易》者莫如孟子”。

  《易》被汉儒判为“群经之首”,其地位无与伦比。事实亦如此,若不懂《易》,则难以真正领会“天人贯通”之奥义,断然称不上大儒。然而,被后世尊为“亚圣”的孟子,就其著作而言,似未曾谈《易》。据学者统计,《孟子》引用《诗》二十六处,论《诗》四处,引用《尚书》一处,论《礼》及《春秋》者亦可查询得到,但查遍《孟子》七篇,却无一处论《易》。以至于清代大儒李榕村在《语录》中竟云:“孟子不曾见《易》,平生深于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》,《礼经》便不熟。”果真如此否?

  李榕村之言未免武断,理由至少有三:其一,“不谈(引用)《易》”未必真的不知《易》、不懂《易》。一个简单的史实是,孟子之时,《易》乃学者的基本“教科书”,因而孟子不可能不知《易》,至少对《易》不陌生。其二,李氏所论似倾向于从术数的角度切入。然懂《易》与否,不能仅仅局限于是否精通“术数”。《易》本为卜蓍之书,故后人尝以是否精通“卜筮”(术数)作为懂《易》的标准,而历史上确实不曾有孟子卜筮的记载,故后人认为孟子不懂《易》。殊不知,卜筮毕竟仅属“易”之术,岂能涵盖《易》博厚之思想乎!荀子就曾有“善为《易》者不占”之说。退一步讲,孟子未必真的不懂术数,他曾言,“天之高也,星辰之远也,苟求其故,千岁之日,可坐而致也”,这其实已涉及术数的内容。故而可知,孟子不但懂《易》,而且知晓象术之理。杭辛斋甚至认为,“此非深通象术理论者不能言之”;“榕村自命大儒,乃为此言,非但不知孟子,亦并不知《易》矣!”其三,孟子不引《易》并非意味着他不用“易”;相反,通过深究《易》与《孟子》当知孟子不但精通“易理”,而且能将之运用、发挥,可谓深得“大易”之精髓。当然,这里的“易理”并非占卜之理,而是绍述孔子的人文化成之“易理”。

  就此而论,笔者以为孟子所弘扬、阐述的人文化成之“易”,远超一般术士。孟子所继承的大易精神,主要源自“易传”中的《系辞》《文言》《说卦》等文本所囊括的人文精神。在此,关于《易传》有必要稍作说明。2018香港开码资料。一般认为,《文言》《系辞》《说卦》大抵为孔子及弟子所作,是解释《易经》的著作。“易传”的最大特点在于将以预测为主的“卜筮之术”转变为人文化成的性理之书。正如《易传》所云,“有天道焉,有地道焉,有人道焉”,又云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,立地道为柔与刚,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”。孔子以天道推人道,倡导仁义、修辞以立诚,从人的本位考虑问题,率先将“卜蓍”之术化为人文化成的人文易,可谓善莫大焉。孟子私淑孔子,紧住“仁义”之枢要横说竖说,究其要就在于弘扬并发挥孔子倡导的“大易”精神。质言之,孟子的“大易”精神至少有以下表现。

  其一,自觉践行“大易”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。《乾·文言》云,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孔子要人效法天道,自强不息。孟子可谓此刚健精神的践行者。其虽处乱世,然心存正道,为弘扬仁义精神四处奔波,以宣传仁义之道。此种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孤往勇气,“虽九死而不悔”的大无畏之精神,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浩然正气,正是对“乾”之刚健精神的完美诠释。

  其二,切己发挥大易“天之大德曰生”的“仁”之生命关怀。《系辞》曰,“天之大德曰生”,“使人生、使万物生”,乃是《易传》的基本精神。“天之大德曰生”在孔子那里化为仁,“仁”实则凸显了圣人最普遍的生命关怀。孟子绍述孔子之“仁”,彰显“普遍的生命关怀”理念:在国家的应然治理层面,孟子重视民生,推行仁政主张,以便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体生命存在;在个体道德修养层面,孟子极力推崇“仁义礼智信”,重视人之基本情感(“四端”)的维护,此为仁爱、重生之落实打下道德基础。至于孟子提出的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”则更是鲜明地体现了“天之大德曰生”之要义,可谓坤卦“厚德载物”的具体落实,颇有大易之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,曲成万物而不遗”之遗风。同时,孟子还以孔子的“吾欲仁,斯仁至矣”为基点,提出了“万物皆备于我,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”的主张,将孔子的“仁”学进行拓展,并由此开创了“心学”传统。心学者,究其实乃是心存万物、敬畏生命的“重生”之学也。

  其三,秉承《易经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。《易经》深具忧患意识,《系辞》云:“作《易》者,其有忧患乎?”又云,“《易》之兴也,其当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邪?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?是故其辞危。危者使平,易者使倾。其道甚大,百物不废。惧以终始,其要无咎。此之谓《易》之道也”。因为作《易》者深具忧患意识,故断语“吉凶悔吝”中“吉”仅占四分之一,它要求人们要居安思危,常怀忧患意识,需“其出入以度外内,使知惧,又明于忧患与故”。孟子可谓延续了“大易”的忧患意识,他从以往的历史经验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得出“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”之智慧,自是明证。细品《孟子》七篇,处处笼罩着忧患意识,正是基于此种深刻的“忧患意识”,孟子方有“以天下为己任”之情怀,方有批判“入则无法家拂士,出则无敌国外患者”的诸侯君王之勇气。

  其四,完美阐述了“大易”尽善尽美的君子人格。《周易·文言》对君子的期许:“君子黄中通理,正位居体,美在其中,而畅于四支,发于事业,美之至也!”君子的美首先表现为德性之充实,此为黄中通理,美在四肢;德性充实而有余力,则将之运用于事功(比如治国),此为发于事业,如此方尽善尽美。可见,“文言”中的君子乃德性与事功的结合。孟子论君子之美,亦复如是。孟子认为“充实之谓美,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,大而化之谓之圣”,准确阐述了大易的君子人格。这里的“充实”乃言君子唯有以德性“充实”自己方是美的,这种美德散发、传播出去就是“大”;传播出去的美德能教化民众、化育万物,当然也是事功。对孟子来说,君子应该是德性与事功的完美统一,此可谓契合了大易之尽善尽美的君子人格。

  其五,领悟并诠释了 “大易”天人合德的“至圣”境界。古哲云,“士希贤,贤希圣”,那么理想中的圣人境界当若何?笔者以为,关于圣人境界,莫若《乾·文言》所言之通透:“夫大人者,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。”此段文字常常为后儒,尤其是宋明儒所引用。孟子虽未直接引用上述文字,但孟子所描绘的“君子”(亦即圣人)与《乾·文言》相贯通,甚至由上文羽化而出。孟子云:“夫君子所过者化,所存者神,上下与天地同流,岂曰小补之哉!”一个“化”,一个“神”,一个“流”,实则表征圣人境界乃是贯通天地万物的,是参赞天地之化育的,此与 “大易”中的“四与”(即“与天地合其德”等四句)并无二致。若孟子不得大易之真髓,岂能说出如此通透之辞?

  北宋邵雍区分了两种“知易”:其一能“引用讲解”,其二“人能用易,是为知易”。他强调,后者才是真正的知易。孟子著书没有提及《易》,在其中易道却是存在的。孟子的刚健精神、生命关怀、忧患意识、成圣追求等,无不说明“知《易》者莫如孟子”。